伯夷為商末孤竹君之長子，姓墨胎氏。初，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齊為繼承人，及父卒，叔齊讓位於伯夷。伯夷以為逆父命，遂逃之，而叔齊亦不肯立，亦逃之。後來二人聽說西伯昌善養老人，盡往歸焉。及至，正值西伯卒，武王興兵伐紂，二人叩馬而諫，說：「父死不葬，爰及幹戈，可謂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謂仁乎？」武王手下欲動武，被薑太公製止，說：「此義人也」，扶而去之。後來武王克商後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齊恥食周粟，逃隱於首陽山，采集野菜而食之，及餓將死，作歌。其辭曰：「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農、虞、夏忽焉沒兮，我安適歸矣？於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」遂餓死於首陽山。伯夷事跡的最早記述見於司馬遷的《伯夷列傳》，其中寫到：“伯夷，叔齊，孤竹君之二子也，父欲立叔齊，及父卒，叔齊讓伯夷。伯夷曰：父命也’。遂逃去。”後來武王伐紂，伯夷，叔齊攔馬勸諫：“父不葬，爰及幹戈，可謂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謂仁乎？”武王平定天下後，伯夷、叔齊隱居首陽山，不食周粟，采薇而食，最後餓死。 由此，司馬遷發出感慨：“或曰，天道無常，常與善人。若伯夷，叔齊，可謂善人者非也，積仁�行如此而餓死！”又指出惡人橫行，竟得富貴，竟得壽終，發出“餘甚惑焉，儻所謂天道，是邪？非邪？”的疑問。 伯夷事跡，原不足信。《伯夷列傳》的意義在於借題發揮，抒發自己胸中塊壘。借為伯夷立傳之機，對當時好人遭殃，壞人享福的社會，提出了憤怒的質問，對曆代用以- 慰藉人心的所謂“天道”，也提出了強烈的懷疑，這是富有批判性和戰鬥性的。同時“奔義”、“讓國”這是司馬遷所讚美的一種美德，這和漢代建國以來統治集團內部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間勾心鬥角，攻伐殘殺不休形成鮮明的對照。 曆代作家對人物的評價都帶有濃重的感 彩和鮮明的傾向性，都和當時作家所處的時代、思想、經曆等著密切的關係。韓愈後來寫了一篇《伯夷頌》，對伯夷大加稱頌：“武王周公，聖也，以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，未嚐聞有非之者。彼伯夷，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；殷周既滅矣，天下宗周，彼二子乃獨食其粟，餓死而不顧，由是而言，夫豈有求而為哉？信道篤而自知明也。若彼夷者，特立獨行，窮天地，亙萬世而不顧者也。”這和韓愈所處時代有很大關係，當時藩鎮割據愈烈，韓愈堅決反對擁兵自重而遭到嫉恨；另一方麵，韓愈大力倡導古文運動而受到衝擊，受到各方麵的壓力，但韓愈並沒有畏懼，退縮，而是充滿了自信，充滿了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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